十八岁那年，贝莱林被阿尔特塔叫去谈话。他以为是要聊战术，结果对方身边坐着一位理财顾问。“你买衣服花了多少？买车呢？”问题一个接一个。小伙子报了个很低的数字，脸都红了——那会儿刚赚钱，正学着怎么花，跟所有不懂事的年轻人一样。但离开时他记住的不是尴尬，是那句话：“如果有一天你也能这样对待一位队友，我就很开心。”

　　说起来，阿尔特塔比贝莱林大十三岁，当年在阿森纳还是队友，如今一个成了冠军教头，一个在贝蒂斯踢边卫。周三他们就要在都柏林碰面了——一场季前友谊赛，不是酋长球场，但对贝莱林来说，意义不比欧冠差。他从未正面面对过老东家，唯一一次机会因为膝伤泡汤，时间点巧得让他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心理作祟。

　　“我对这家俱乐部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热爱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身上还穿着训练服，坐在都柏林西边三十英里外的一张沙发上。聊起格纳布里、卡索拉、纳乔，聊起托马斯·罗西基当年怎么教他在训练里占便宜——如今他把这个经验传给队里十九岁的边锋莫兰特。他谈足球，也谈生活、谈政治、谈发声。不是为了改变什么，只因为他本来就是这种人。

　　他承认自己常被足球气得“血往上涌”，觉得这行业成了“贪婪的最大代表”。但他也认了，说自己对足球“上瘾”，全身心投入，配得上站在这里。不过这次采访，他嘴里全是阿森纳，句句带温度。

　　“那里还有那么多跟我一起成长的人：萨卡、本·怀特、教练组、工作人员。对我来说，那儿依然像个大家庭。我确信，我身上那些东西——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、良知——本来就存在，只是需要一个能表达出来的地方。伦敦给了我那个空间。有些地方会束缚你，但伦敦让你能扩展自己，去探索生活。”

　　他十六岁从巴塞罗那搬到恩菲尔德，住进特威钦一家的租屋，收留他的是唐娜和约翰，还有他们的孩子。队友乔恩·托拉尔也一起——俩人从八岁就搭档，托拉尔去年还在印度踢球。“周日烤肉是传统？我当时不理解，为什么周日只能吃一顿，剩下的第二天热着吃。后来我回伦敦去酒吧找烤肉，结果那家店改做纯素了。肯蒂什镇。我的很多性格，都来自英格兰。”

　　青训主管利亚姆·布雷迪给他和乔恩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张牡蛎卡。乔恩会打开天空体育，把所有比赛看一遍，然后看飞镖，再看斯诺克。他们每月赚四百欧元，但那种独立感很强。贝莱林会问唐娜：“我能去哪儿？”卡姆登、考文特花园……去布里克斯顿打台球。训练得坐两趟公交加地铁。十二年里，他住过各种地方，疫情时甚至住进圣奥尔本斯一座十七世纪的农场，唯一的入口是条沙路。

　　“我本来很想去看他们的夺冠游行，但我们那边还有比赛。阿尔特塔执教第一年的过渡时刻我也在。不过我们赢了足总杯，那是关键。他们夺冠后，很多人给我发消息，那感觉像参与其中。纳乔·蒙雷亚尔、卡索拉我们仨还聊过，说哪天一起去看场球。我们都和阿尔特塔在一个小圈子里，知道总有一天阿森纳会在他的带领下拿到联赛冠军。训练时他会问：‘你在巴塞罗那是怎么做的？’然后说‘我会这样……’后来我跟他共事一年半，我可以拍胸脯说，我百分之八十的足球理解都来自他的思维。他的视野完全不一样。能看见战术模式，语言又独特。天哪，我欠他太多了。”

　　从队友变成教练和球员，这关系怎么处理？“很奇怪，”贝莱林停顿了一下，“但面对面时，我们一直都记得过去，所以能坦诚交流。我已经决定自己必须离开，但那不是一次谈话决定的，是前后持续一整年的很多次交流。我非常敬佩他。贝蒂斯也在那个我需要它的时候出现了。”

　　为什么需要它？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。是发生了一些事，但也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；更像是一种脱节，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法继续帮助俱乐部，俱乐部也没法继续帮助我。我们以最友好的方式处理了。也许我需要离自己的根、离家更近一些。离开阿森纳这样的俱乐部很可怕，真的，很可怕。说实话，很痛苦。你很清楚自己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可那毕竟是你的家。你在那里待了十年，留下了朋友，也留下了一段生活……你不知道另一边会是什么。幸运的是，我很走运。”

　　贝蒂斯有他的根——祖母和父亲都支持这家俱乐部。塞维利亚这座城市也接纳了他。从每天骑车去训练，到写作课程、时尚设计、素食主义、环保行动，再到谈论有毒男子气概和足球的贪婪，他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处。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更衣室，那种‘平等’感。我在其他俱乐部从没感受过。这就是核心，是支撑我们的东西。也跟我的价值观一致。在塞维利亚，我找到了一座接纳我的城市，让我在足球之外也能存在。”

　　如今，阿森纳在英超争冠，贝蒂斯进了欧冠也拿了杯赛。两边都挺好。“看看阿森纳现在在哪儿。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。欧冠决赛很伤人，但不能让那件事掩盖他们的进步。他们现在站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。如今能面对他们——欧洲最好的球队——这就是职业足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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